“制造中兴气象：绍兴和议后宋高宗朝的祥瑞现象”学术讲座由台湾中正大学历史学系杨宇勋教授主讲，李旭副教授主持，文学院各专业师生参加。讲座于2026年9月16日在第一文科楼会议室举行。

杨宇勋教授长期从事宋代社会史、财政史研究，近年来研究重点集中于宋高宗朝政治史，尤其关注绍兴和议的政治正当性及和议后的政治形塑。本次讲座即以祥瑞现象为切入点，讨论高宗朝的政治缘饰问题。

讲座首先从“祥瑞”概念及其史料形态谈起。杨教授指出，祥瑞本质上属于古人所理解的奇异现象，其中既有自然现象，也有后人赋予政治意义的特殊征兆。《宋史·五行志》等史料中祥瑞记载数量甚多，常见类型包括海清、瑞雪、甘露、嘉禾、瑞瓜、双莲、竹实、芝草等。部分现象从现代自然科学角度可以得到解释，但在传统政治文化中，则往往被纳入天人感应的解释体系。由此而言，祥瑞并非单纯的自然记录，而是与政治、宗教及社会观念相互关联的历史现象。

杨教授将绍兴和议作为观察祥瑞政治功能的重要时间节点，认为绍兴和议后祥瑞现象明显增多，与宋高宗朝的政治处境密切相关。讲座随后结合绍兴年间的具体材料，分析祥瑞如何被不断生产、上报和传播。尤其是绍兴二十五年太庙祭祀仁宗的殿宇梁柱生芝草，更被赋予浓厚的政治意义。相关祥瑞不仅被文字记载，还被绘图、编歌、制旗，使原本具体的异象逐渐转化为可以反复传播的政治符号。

在这一过程中，秦桧及其政治集团发挥了重要作用。杨教授指出，祥瑞的频繁出现与“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政治机制有关。中央对于祥瑞的态度会被地方官员迅速捕捉，并进一步转化为地方性的进献与颂扬；而地方士大夫、官员参与其中，又使祥瑞从个别事件扩展为一种具有社会传播能力的政治宣传。杨教授以旗帜、歌颂等材料说明，宋代政治宣传并不限于诏令与文字，也可以借助图像、仪式和通俗传播形式塑造政治认同。

祥瑞政治并非始终持续。杨教授特别讨论了高宗态度的转变。绍兴二十六年，高宗下诏不得言祥瑞，并要求臣下不要因天文异象等轻易称贺，而应保持对天意的敬畏。由此可见，高宗并非始终主动推动祥瑞的制造，而是在不同政治情势下调整对祥瑞的态度。杨教授认为，绍兴和议后祥瑞的集中出现，与高宗继位正当性及求和路线的正当性需求有关；当秦桧去世、高宗亲自掌握政局后，原有祥瑞宣传所承担的政治功能逐渐减弱。至绍兴二十九年武成王庙等处再次出现祥瑞时，已有大臣明确指出，真正的治世应当以任用贤能、施行善政为本，祥瑞本身并不能证明政治清明。两年之后金兵南下，也使此前祥瑞所构成的“盛世”叙事受到现实冲击。

在讲座后半程，杨教授由祥瑞问题进一步延伸至绍兴和议后的“国是”与政治局势。他指出，宋高宗朝的“国是”主要指维持与金和平的国家总路线，秦桧则是这一政治路线的重要象征。秦桧去世后，和议路线并未立即改变，高宗仍延续既定政策；但随着完颜亮篡位以及金朝政策发生变化，原有国是逐渐面临压力。由此，祥瑞问题与和议、君臣关系、政治正当性之间形成了相互关联的研究线索。杨教授同时提醒，研究绍兴和议及相关政治问题时，应避免简单使用“主战派”“主和派”等标签，而应具体分析不同政治人物所反对或维护的政策内容。

讲座最后进入交流环节。针对“祥瑞是否会反过来加剧宋高宗后期的统治危机”的问题，杨教授认为，祥瑞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政治效用。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称臣纳贡等国家层面的名分问题未必具有与士大夫相同的切身感受，而和平与生计则更为重要。因此，祥瑞所营造的太平景象并不必然与社会接受之间形成直接矛盾。若政治形势最终发生变化，相关责任也可能被归于秦桧等臣僚，从而使皇帝保留解释空间。针对如何从浩繁宋代史料中确定研究范围的问题，杨教授强调，研究首先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并为时间、人物和地域划定边界；史料不能全盘轻信，应注意其选择、删改及书写立场，同时善于利用表格、图表整理材料。

本场讲座以绍兴和议后的祥瑞现象为切口，将自然异象、政治正当性、地方官员活动、图像与宣传方式以及“国是”问题联系起来，展示了从细小史料进入宋代政治史研究的路径。讲座由祥瑞而及政治，又由具体材料延伸至宋高宗朝政治结构，为理解南宋初期的政治文化及史料书写提供了新的观察角度。

图文来源：叶莹莹

初审：李旭

复审：陈广恩

终审：麦思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