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考辨
《史记·殷本纪》考源疏证(二)
李 旭
摘 要:本文考索《史记·殷本纪》第二部分(汤以后、纣以前)之史源,其明确可考者,先予指明;无法确考者,则略仿杨树达先生《论语疏证》之例,就于先秦两汉经子典籍之整体脉络,予以定位、疏通。两汉文献之出于《史记》之后者,内容若别有所本,足以反映其“同源”或“异源”之史源,亦予采择讨论。
《春秋说题辞》“天”字释词考辨——兼论其文献征引及流传
冯秀英
摘 要:明清以来的学者开展了大量的纬书的辑佚和研究工作,然其个案研究及新研究视域与理念的研究成果尚鲜见。纬书文本阙文、异文情况非常复杂,目前可见的文献考订较为粗疏。据考证,《春秋纬》之《春秋说题辞》文本主体当在北宋中后期散佚,其中的“天”字释词在文献流传中出现了几种引文,通过比勘文献,考辨“天”字释词中的“颠”“显”“填”“镇”等训字及其他,可知其在经书、字书、类书等的文献征引情况,由此考知《春秋说题辞》之流传脉络,可作为文献考证个案研究的一种尝试。
《辽史》西辽史料来源新探
葛启航
摘 要:《辽史·天祚皇帝本纪》结尾附录西辽史料,叙述了从耶律大石建立西辽到耶律直鲁古被乃蛮王屈出律俘虏,西辽覆灭的历史。关于这一文本的来源,前人有不同看法。本文对近年有学者提出的“耶律楚材搜集说”提出新说,认为从文中部分非汉语名词的音译方式及达达、回回等用词到元朝时才普遍出现的史实,可以看出是入元以后人的手笔。这一材料进入《辽史》,可以放在蒙古西征、西辽故地和内地处在一个政权统治之下,中西交通大开的视角来考虑。在结合域外史料,考察这一文本来源的同时,论文也讨论西辽史若干问题。
穗澳之间:阿格特绘《澳门平面图》 及其《澳门广州航道图》研究
叶 农 宋玉宇
摘 要:西班牙王家菲律宾公司驻广州吕宋馆首任大班阿格特,在澳门与广州活动期间,撰写了日记,绘制了一批地图。其于 1792 年所绘制《澳门平面图》《澳门广州航道图》对研究广州与澳门之间航道情况及澳门城市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从《澳门广州航道图》来看,该图具体记录了广州与澳门之内河水道的实际情况,指明了澳门与广州的实际方位。《澳门平面图》则标明了西班牙人所关心的澳门地名与机构名,它们包括军事防御设施、澳门分区、教堂、学校、修道院等机构、华人庙宇等。研究这些地图可推动清中叶澳门与广州的航道与海防情况等问题的深入研究。
专题研究
中唐干谒的聚焦、分散、移动及其文学书写
张春晓 陈立扬
摘 要:干谒是唐代文人极为普遍且自觉的行为,中唐较之盛唐,干谒更具分散四方的特点。一方面固然以长安为中心进行聚集,另一方面基于时事因素、谒主和谒客的双向选择等原因,表现出去中心化的态势。在聚焦、分散这两种宏观趋势下,既有对宫殿意象的现实与象征抒发,又开辟了边地主题的描绘与谏言。在具体移动过程中,除了常态的干谒心理、漂泊之苦,干谒诗文还透露出当时地理信息的真实书写,由此在创作心态、创作程式之外,提供更丰富的对社会生活的理解。
化城:终极的乐土——兼论中古时期民众对佛教经典的理解与改造
武绍卫
摘 要:自白马东来,佛教日益中国化。这一过程中,中国信众以本位文化对佛教进行了新式理解,同时,他们也会根据自身体悟对这种信仰进行改造。他们的改造活动可能源于其对佛教经典之模糊认识:他们不能很清晰地分清佛教的不同名相及教义,故其所理解的佛教很多都是模糊、似是而非的,甚至是想象的。但这种“离经叛道”式的理解也是中古时期民众的思想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当被视为佛教中国化的一种方式。
陆游科举诸事辨析
许起山
摘 要:宋代十分重视科举考试。陆游自言在青年时期四次参加省试,但始终没有考中进士,他把最后一次考试即绍兴二十四年科举的败北归因于权相秦桧的干扰。而实际情况是,陆游前三次考试皆非省试,他在绍兴二十四年的科举省试中没有受到秦桧的压制,陆游的落榜与他的学术兴趣和喜谈恢复故土的性格有关。陆游没有考中进士,成为他毕生的遗憾,在垂暮之年重提此事,并有意模糊了事实的真相,后人多从其说。陆游此举,是他爱惜羽毛的表现,也反映出科举在宋人心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论忽必烈时期元朝职官制度的定型
屈文军 周云蕾
摘 要:忽必烈在位期间,元朝的官制与前四汗时期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除了出台各种细致繁复的官吏管理规定外,还陆续设置了众多中央政务机构、中央事务机构以及地方行政机构,这些官署和其内官职多数采用汉式名称。世祖朝之后,元朝的职官制度变动不多,学人普遍因此认为元朝的官制创立于世祖朝。实际上,世祖朝的官制,其最基本的原则和最基本的框架,前四汗时期都已经奠定,世祖只是在这些原则基础上和框架范围内做了大幅调整和增补,世祖朝是元朝官制的定型时期而不是创设阶段。从政治职能的角度分析,世祖朝采用汉式名称的官署,其职掌和运作并不纯粹“汉制”或相当程度汉式化,而都多少与前四汗时期被今人习惯称为“蒙古旧制”的制度文化有些关联。
澳门买办巨贾徐瓜林及其家族与近代中国史事四题
赵利峰
摘 要:同治三年,因广东巡抚郭嵩焘筹饷勒捐案而出名的买办徐瓜林,据新发现史料考证,原来是徐润叔父徐荣村。其子徐秋畦,曾任总理衙门文报委员,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时的经手人。“同盟会徐氏三姐妹”徐慕兰、徐佩瑶与徐宗汉(黄兴夫人)是徐荣村的孙女。
类书研究
理学与南宋类书:以《古今源流至论》为中心
温志拔
摘 要:南宋文人编纂类书,随着科举考试本身的发展,不断渗透着理学的影响。南宋中期以后的类书,不仅在征引理学言行文字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不断强化的特征,而且在类书体例设置、结构安排方面,也突显出理学影响。南宋还出现了《古今源流至论》《璧水群英待问会元》等专题讨论理学相关概念、范畴、源流问题的类书。类书也是南宋后期理学学术转向的重要因素,应当更多地进入宋明理学研究的视野。
元代民间士人视野中的元朝官——以《事林广记》“官制类”为中心
陈柳晶
摘 要:《事林广记》是宋元明时期流行较广、版本众多的民间日用类书。在其元代版本中记录的“官制类”内容几乎无一完全相同。至顺年间刊刻的西园精舍本《事林广记》,其“官制类”分别反映了成宗、武宗时期的内外任职官设置、仁宗延祐之后的散官制度,以及泰定年间的朝仪制度。从“官制类”的内容可以看出,普通民间士人视野里的元朝官制存在误区,一是官制知识一定程度上与时代脱节,二是对内外任官员的区分标准与官方存在差别,三是民间士人接受的部分官制知识存在错误。
《天中记》文献来源及编纂方法考
朱仙林
摘 要:明代陈耀文前后历时近五十年编纂而成的《天中记》,是明人私纂类书中的重要成果。在该书的编纂过程中,陈耀文不仅广泛利用各种类书及类书之外的文献,而且采取较为合理的编纂方法,将众多资料按其性质及类别进行编排,相互参证,将文献考证寓于文献编纂中,指出各书所载内容的优劣得失,最终编纂出质量较高且颇具特色的《天中记》。这既体现出陈氏具有丰厚的文献积累和广博的学识修养,也体现出陈氏具有良好的文献意识。
《古今图书集成》所征引重庆府属州县司志考
唐光荣
摘 要:《古今图书集成》征引 19 种重庆府属州县司志,其中康熙三十年《江津县志》、康熙二十六年《荣昌县志 大足县志》早已失传,有独特的史料价值和文本价值;康熙五十年《彭水县志》今日虽有传本,但缺损严重,《集成》的引文可补校今传本脱落不清之处,有极高的文本价值;康熙五十三年《涪州志》、康熙五十三年《长寿县志》之今传本基本清晰完整,《集成》的引文文本价值较低,但亦偶有可以补苴今传本文字缺损之处。剩余 13 种志书,《集成》编者可能并没有亲见,乃转引自同时期的《重庆府志》和《四川总志》等书。
岭南文化研究
易简与方献夫的理学精神
孙建伟
摘 要:方献夫是一代名臣,也是具有独立学术精神的理学家。他心服阳明之学,于格物、博文之说终不苟同;本程门之说,于率性之说又别创新解;与湛若水等过往论道,亦不改其平生之所守。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出仕与读书西樵山的经历有裨于其理学思想之形成。方献夫特立独行的理学精神影响于岭南士人者颇深,在中国理学史上当有其一席之地。“易简”是我们考察方献夫学术思想的重要线索。方献夫践行“易简”的圣贤之道,亦以之来衡量天下之学术,其对朱子之学、阳明之学之不同态度,亦缘此而生。
两广总督阮元的对外思想——以伶仃岛事件为中心
高君丽 陈文源
摘 要:1821 年 12 月 15 日,英国皇家战船“土巴资号”上的水手与伶仃岛村民发生激烈的冲突,造成中方两死四伤,英方十四伤。英商借口无权管辖国王的战船,拒不配合调查,时任两广总督阮元通过行商与英商展开了漫长的交涉。交涉的过程展现了阮元处理涉外事务的策略:第一,严守华夷秩序,努力维护天朝尊严;第二,以武力为后盾,和平协商为目的。伶仃岛事件的结局是两种文明碰撞、相互妥协的结果,这为研究千年大变局背景之下两广督抚的对外思想提供了一个案例。
海外研究
《宋史翼》证误 —文字篇
王瑞来
摘 要:晚清陆心源所纂《宋史翼》,稽考史籍稗乘,搜检别集方志,分门立传,诚为《宋史》羽翼之作。然而,编纂之际的援引沿误和节录失当,刊刻之际的衍讹脱倒,让自问世以来从未进行过较为彻底整理的《宋史翼》存在许多问题,如不加以全面发覆,则会误导研究者。本文即是从校勘学的视点出发,对刊刻形误、刊刻音误、文字倒置、上下文连属致误、脱误、衍文以及竖写致误、字讹义乖、无据改易、莫名字误、显误等杂误,进行的技术性证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