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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回顾:“中国无真史说”偏见的形成与终结

发布时间:2023-04-19 来源: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2023年4月15日晚,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史学编辑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晁天义应邀为暨南大学中国史学科的学生开展了一场题为“中国无真史说偏见的形成与终结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为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主办、中华文化港澳台及海外传承传播协同创新中心协办的“中华文化论坛”第十四讲,由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所长陈广恩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晁天义教授从“中国无真史说”的含义说起。他指出,“中国无真史说”主要盛行于18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它的酝酿不早于18世纪前半期(以伏尔泰、赫尔德、亚当·斯密为代表),正式定型则不早于19世纪(以黑格尔等人为代表),而其影响则延续至20世纪中期(以雅斯贝斯等人为代表)。关于“中国无真史说”,最为人们所熟悉的经典概括无疑是黑格尔的以下论断: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它是西方人在中国相关知识不足的背景下,以西方传统历史观和思维方式理解中国历史的产物。

紧接着,晁天义教授进一步分析“中国无真史说”的成因。晁教授认为,西方传统历史观的主流,是以特殊性、变化性作为历史的属性,而将一般性、稳定性排斥于历史认知的范围之外。16、17世纪之后,西方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革并以充满活力的面貌迈入近代,中国社会则进入一个相当长的缓慢发展阶段。中西方不同的历史发展状态给当时的西方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影响下,这种印象扩大为对立的两个极端,而中国历史的零星片段知识为西方人将中国描述为与其自身有别的“他者”形象提供了依据。19世纪在西方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在以历史感见长的西方学者心目中,中国作为“没有真历史的国家”的形象最终定型。

在明确了“中国无真史说”的含义和成因之后,晁天义教授提出,“中国无真史说”根源于西方的文化偏见,本质则是欧洲中心主义。“中国无真史说”的深层逻辑,是将中国历史视为与西方历史截然对立的“他者”,并从运动与变化特征上加以刻意的、人为的区分。按照“中国无真史说”者的思维,人类社会或者是变动的、进步的,或者是僵死的、停滞的,二者之间只有对立,绝不可能有第三种状态存在。然而,与西方人不同,中国古人在认识和实践中重视的并非二元对立,而是二元之间的共存、和通、融合与转化,这是与二元既有联系又并不相同的第三种结果。它体现了中国古人认识和处理问题的一种独特智慧,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一种独特贡献。相对于“二元对立”而言,“一分为三”更有利于超越不同文明之间的成见和隔阂,看到不同文明中的优点和合理性。

讲座结尾,晁天义教授指出,“中国无真史说”是从错误的假设出发,以中西历史知识的错位对比为手段,既没有扎实可靠的事实依据,也没有经过系统科学的学理论证,因而在逻辑上难以自洽,在实践中经不起检验。而关于如何破解欧洲中心主义,晁天义教授进一步指出,对于当前的中国学术界而言,只有从中华文明内在的发展逻辑入手,深刻揭示和阐释中国历史的独特道路、丰富内涵以及鲜明特质,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话语体系,掌握讲好中国故事的主动权,才能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陷阱。


 

讲座最后,陈广恩教授为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陈老师指出,本次讲座以宏大的叙事驳斥了西方的“中国无真史说”,揭示了中国历史的内涵和特色,有利于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不同文明摒弃盲目的自我优越感,以更加开阔的胸怀、包容的心态进行交流互鉴,同时也对同学们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历史的内涵以及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使命具有重要的启发性。陈老师也鼓励听讲座的同学不但要学好断代史,也要打好通史的基础,而且要具有开展中西文明对比研究的意识。晁老师回答了同学们的提问,并欢迎同学们为《中国社会科学报》积极投稿。至此,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张勉柏

图:范南娇

责编:侯丽庆

审核:陈广恩